金融危機的爆發，不僅加速了我國產業結構跳幀給的步伐，且對于我國外貿政策也提出了新的挑戰。而要保持我國外貿政策的可持續發展，除了確保資源的供給，還要改變固有的發展方式。而外貿政策調整不僅可以使進出口貿易平衡，且對于向內需型經濟的轉變也是有良好的促進作用的。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以來，我國政府果斷實施“保增長、擴內需、調結構”的方針，兼顧了我國近、中、遠期經濟對策，其中也有對外貿調控政策。

        在全球氣候問題及世界金融體系改革等問題上，我國也都發揮了突出作用。在世界經濟發展的新時代，需要我國政府參與制定世界經濟新規則和建立新秩序。我們應該如何迎接挑戰、抓住機遇，應該扮演怎樣的角色，這些重大問題都需要通過我國外貿政策的調整加以解決。

        我國擁有13億多人口，正處于新型工業化第二階段，發展經濟要求進口大量資源，因而實施外貿政策轉向勢在必行。但我國發展經濟現實的要求是以公平價格獲取足夠的資源，從我國企業在國外的資源并購“屢屢受挫”不難看出，通過進口貿易完成這項使命是非常艱巨的，甚至需要我國動用綜合實力，實施綜合戰略達到目的。

        人民幣匯率改革、人工費大幅上漲將倒逼我國企業提高勞動生產率，增加研發，改善出口商品結構，轉變發展方式。我國外貿政策不再強調“千方百計擴大出口”，而是主張實現進出口基本平衡的目標。因此，長期執行該外貿政策的結果是內需必將成為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

        在“超主權時代”，我國已經成為世界舞臺的重要一員，并發揮積極作用。在首屆G20峰會上，中國外貿政策率先倡導反對貿易保護主義，得到與會各國一致響應。防止貿易保護主義復燃，基本保證了世界貿易正常發展，為世界經濟的復蘇創造了良好條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