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國在知識產權、特別是“自主知識產權”的擁有及利用上，從總體來看不占優勢，這主要是因為發明專利、馳名商標、軟件與視聽作品等等的版權主要掌握在少數發達國家手中。
那么，要增強我們的地位、至少使我們避免處于過于劣勢的地位，現在有兩條路可走，一是力爭在國際上降低現有專利、商標、版權的知識產權保護水平，二是力爭把中國占優勢而國際上還不保護（或者多數國家尚不保護）的有關客體納入國際知識產權保護的范圍，以及提高中國占優勢的某些客體的保護水平。走第一條路十分困難，從上述1967年到1970年《伯爾尼公約》的修訂過程看，從世界貿易組織《與貿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形成的歷史看，走第一條路幾乎是不可能的。
那么就第二條路來說，至少在三個方面我們可以做必要的爭取的工作：1.強化地理標志的保護。對此，多哈會議、坎頓會議等外交談判中已經將其列為世界貿易組織多邊談判的議題。我國2001年修正《商標法》已經增加了相關的內容，但離能夠充分發揮我國的長項還有較大差距。2.把“生物多樣化”納入知識產權保護。3.把“傳統知識”納入知識產權保護。對后面兩點，多哈會議后，世界貿易組織的多次多邊談判以及現有的生物多樣化國際公約均已在加以考慮，雖然2003年的世界貿易組織坎頓多邊談判在其上并未達成任何協議，但發展中國家仍舊會繼續爭取下去。這兩點也是我要談的主要問題。
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對生物技術等等高新技術成果的專利、商業秘密的保護，促進了發明創造；現有知識產權制度對計算機軟件、文學作品（包含文字作品及視聽作品等等）的版權保護，促進了工業與文化領域的智力創作。對現有知識產權制度無疑在總體上是應予肯定的。但在保護今天的各種智力創作與創造之“流”時，人們在相當長的時間里卻忽視了對它們的“源”的知識產權保護，則不能不說是一個缺陷。而傳統知識、尤其是民間文學的表達成果，正是這個“源”的重要組成部分。
“傳統知識”，是在世貿組織成立時印度等國就提出應在世貿框架中保護的內容。近年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已召開多次國際會議討論這一問題，并于2000年成立了專門委員會來進行研究。世貿組織在2001年11月的多哈會議“部長聲明”第18―19條已將其列為多邊談判應考慮的議題。發展中國家安第斯組織在其2000年的《知識產權共同規范》中，已要求該組織成員在國內法中予以保護。
按世貿組織、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及國外已有立法中的解釋，“傳統知識”主要包含“民間文學藝術”與“地方傳統醫藥”兩大部分。其中“民間文學藝術”部分，已經得到暗示或明文保護的國際條約與外國法很多，如英國1988年《版權法》第169條是“暗示”性規定的典型，而世界知識產權組織在給《伯爾尼公約》第15條確定標題時，則明文加上了“民間文學藝術”字樣。
對于“地方傳統醫藥”的保護，雖然亞、非一些發展中國家早就提出，卻是在1998年印度學者發現了某些發達國家的醫藥、化工公司把印度的傳統藥品拿去幾乎未加改進就申請了專利這一事實后，才在發展中國家引起更大關注的。發展中國家認為，像無報酬地拿走民間文學藝術去營利一樣，無報酬地拿走地方傳統醫藥去營利，對這種知識來源地的群體也是極不公平的。發展中國家的安第斯組織已在其《知識產權共同規范》總則第3條中，把包含上述兩部分的“傳統知識”明文列為知識產權保護的客體。印度德里大學知識產權教授、國際知識產權教學與研究促進協會原主席維爾瑪在給我的關于中國起草民法典知識產權篇的復信中，特別指出了希望中國能將傳統知識及生物多樣化納入知識產權保護范圍。
這兩部分，在中國都是長項，如果我們只是在發達國家推動下對他們的長項（專利、馳名商標等等）加強保護，對自己的長項則根本不保護，那么在國策上將是一個重大失誤。首先，對傳統知識來說，即使它們不能像專利、商標一樣受到完全的保護，也應受“一定的”保護。我認為中國在這個問題上，與印度等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是一致的，應在立法中表現出對傳統知識保護的支持，更何況國際（乃至國內）市場上，外國公司對中醫藥提出的挑戰，已使我們不可能對此再不聞不問而一拖再拖了；而對“民間文學藝術”即使只限于“作品”的保護，在我國也應當有法可依，但這個法，我國1990年頒布《著作權法》時就曾宣布過要“另定”，至今卻一直還沒有“定”出來。 北京報關員考試
“生物多樣化”，是1999年世貿組織西雅圖會議本來要討論而未成行的，2001年“多哈會議部長聲明”第18―19條再次將其列為了以后的多邊談判議題。安第斯組織的《知識產權共同規范》總則第3條中則已明文將其規定為成員國知識產權保護的一項內容。對“生物多樣化”給予知識產權保護，主要是保護基因資源。許多發展中國家，以及基因資源較豐富的發達國家（如澳大利亞），已經開始重視這方面的保護，我國則僅僅是在《種子法》等法律中開始了有限的行政管理。把基因資源作為一種民事權利，特別是作為知識產權來保護，我國與一些外國相比，還非常不夠。
傳統知識與生物多樣化這兩種保護客體與世界貿易組織中已經予以保護的地理標志有許多相似之處，它們的權利主體均不是特定的自然人，而與人們熟悉的專利、商標、版權等等的受保護客體有很大不同。所以，有人主張把它們作為知識產權的新客體，而不是與其他客體一樣并列在一起。對此，我們完全可以討論，但在必須對它們做出一定的保護這一點上，卻是必須力爭的。“力爭”的第一步，就是我國的立法與執法應首先把它們保護起來。
這種保護，首先是要求使用者尊重權利人的精神權利。例如，要求使用者指出有關傳統知識或者生物品種的來源。如果自己創作的新作品或者開發的新技術方案是以有關傳統知識或者生物品種作為基礎的，必須說明；如果自己推向市場的商品或服務本身就是他人已有的傳統醫藥、民間文學藝術等等，就更須說明。近年來拿了中國人開發并使用了千百年的中藥乃至中成藥推入國際市場、卻引世人誤以為其出自日本、韓國等國者，并不在少數，這對中國的傳統知識是極大的不尊重。2002年北京二中院受理、2003年底由北京高級人民法院終審的“烏蘇里船歌”版權糾紛，實質上也是原告希望有關民間文學的來源這項精神權利首先受到尊重。其次，這種保護必然涉及經濟利益，即使用人支付使用費的問題。至于法律應當把付費使用的面覆蓋多廣，以便既保護了“源”，又不妨礙“流”（即文化、科技的發展），則是個可以進一步研究的問題。
例如，幾年前文化部與國家版權局起草的《民間文學保護條例》，僅僅把付費使用延及復制與翻譯，就是一種可行的考慮。　　中國人在知識創新方面，并不比任何人差，我們大可不必去要求降低國際上現有的知識產權高端保護制度（因為實際上也不可能降下來），而應當做的是一方面利用知識產權制度業已形成的高保護推動國民在高新技術與文化產品領域搞創造與創作這個“流”，另一方面積極促成新的知識產權制度來保護我們目前可能處于優勢的傳統知識及生物多樣化這個“源”。這樣，才更有利于加快我們向“知識經濟”與和諧社會發展的進程。